本文轉載於BuzzOrange，原文刊登於臺北一九三二粉專
為什麼純純的歌曲，在大部分的人耳裡，彷彿「耳朵不能忍受之重」？又為什麼我們聽老歌時，多半會覺得後來的臺語歌手如江蕙、蔡幸娟的唱腔，比純純、青春美好聽得多？
在拿到文化研究的博士學位以先，我接受的是完整的西方古典音樂教育和學院派作曲訓練。這兩者在我身上激盪出許多對話與論辯，促使我對於文化因素所扮演的角色非常有感。
用現在的話說，大概就是會比絕大多數人更容易察覺，在音樂聲響的背後，有哪些因素交錯產生影響。正因如此，請容我以自己在聽覺文化美學上的轉變與反思，來說明這件事。
第一次接觸到最早的華語流行音樂時，是大四在寫管弦樂畢業作品時，偶然間聽到的。不管是周璇、李香蘭、白光，對我來說，這些所謂的「老」歌，其實都是「新」歌。但我心底竟然產生一種「好久不見」的親切感，從旋律、編曲、到演唱演奏的技巧，都讓我非常喜愛。
當這些歌曲成了我的工作內容，研究也聽，休閒也聽，還曾在國際會議上播放歌曲時，自己聽到回不過神來，站在臺上傻笑，那股震攝人的魔力，我至今難忘。說來奇怪，從小就不聽流行歌的我，所懷的「舊」到底是哪來的呢？
多年後，我開始研究最早的臺語流行音樂時，反應截然不同──我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！這些人怎麼會這樣發聲，到底會不會唱歌啊？更糟的是，聽起來一點都不動人，數十年後其他歌手的翻唱版本都比原唱好聽啊！
我悶悶不樂了好一陣子，經常偷偷跟本粉專老編碎碎念，同時覺得生氣（？），究竟為什麼會跟華語歌曲差拿麼多？
可是，研究這些臺灣音樂是我的飯碗，我還是很認分的從各個角度翻來覆去的聆聽。只是在工作之外，我可是離這些歌曲遠遠的。不過，不喜歡歸不喜歡，我逐漸找出臺語流行音樂從模糊到成熟的發展曲線，並且整理出很多極有意思的新發現，隨著我聽得越來越多、越來越深入，似乎可以稍微聽出一點趣味了。
命運的轉捩點，是某天盯著曲盤在鋼針下自體旋轉時，我的耳朵突然大夢初醒。平時工作，聽的是從音響或3C產品播轉成數位檔的聲音。那個下午我卻心血來潮，打開了留聲機。
就在前奏剛結束、純純唱出第一個樂句的電光火石間，我那靈敏無比的耳朵就此甦醒過來，記憶和知識全部一湧而上、奇妙的整合，一連串的頓悟就此產生。頃刻之間，我的快樂，真真實實的壓倒了過去我從華語流行歌曲得到的愉悅感啊。
純純唱流行歌曲時，比她唱歌仔戲，更貼近留聲機自身的音響特色。純純找到了鋼針刻在曲盤上、再從留聲機音箱傳出時，最強烈的共鳴點。這種音色在後來的音響聽起來，常淪落成寒酸尖窄的破音，在留聲機上卻呈現一種逼人又細緻的美，張力充沛。
這樣的唱法，與上海歌手的發聲系統是很不一樣的。
更不一樣的，是她帶有鼻音的哭腔。歌仔戲腔調濃濃土味配上洋樂隊伴奏，從我書桌前的喇叭放出來，好比義大利麵澆上豆瓣醬的怪異感，突兀無比。
一旦還原成留聲機音頻，純純的哭腔聽起來其實是平衡且克制的，不僅風味絕佳，還大幅增加她聲音的獨特辨識度。
為什麼我們會覺得早期臺灣歌手不好聽呢？
一方面，是載體的不同，而非優劣。留聲機不再普及後，認識這種聲音的可能性就越來越小了。另方面，是我們對於美感的認知，已經被有計劃的取代和重新建立了。
國民政府遷台後，即著手禁止「日語」（前一個殖民政府的國語）、推行「國語」（本島上大部分老百姓都不會聽也不會說的語言）。對於一個外來政權要落地生根，從執行層面來說，這似是必要之舉。
1956年，教育部明令學校及公共場合一律使用國語。
更早一年，依照「動員戡亂時期無線電廣播管制辦法」，許多歌曲被查禁，政府強力管制廣播節目內容。電臺上播放的愛國歌曲、反共歌曲都是合宜的，而節目中講到「流行歌曲」四個字，通常單指著中國流行歌曲。
比如，1958年正聲電臺開播的「歌壇春秋」節目就是一例。從慎芝與關華石留下的播音逐字稿看來，「歌壇」理所當然就是三、四零年代的上海歌壇，談到「流行歌曲的歷史」說的是「我們中國」。而說起「廣播電臺」當然不會是放送局，而是那些fancy又培育出無數歌手的上海廣播電臺。
整個流行音樂的概念裡面，
完
全
沒
有
一絲臺灣唱片的餘地。
從第一集至最後一集，播放的都是周璇、姚莉、白光、吳鶯音，她們的唱腔跟純純脫胎換骨自臺灣戲曲的唱法大異其趣，有很重的西洋美聲與爵士樂的痕跡。
慎芝與關華石這兩位主持人，正是臺灣的首家電視臺在1962年開播時，最早、也是很長一段時間唯一的一個音樂節目「群星會」的製作人與主持人，歌手經過他們的精挑細選，曲目皆為事先安排，大量翻唱上海時代曲，或者延續此一風格的新作，推廣的是「典型的中國風味的歌曲」（《電視周刊》上介紹歌星紫薇的用語）。
也就是說，戰後以「官媒」為娛樂中心的流行音樂，承襲的不是本地傳統，而是外來卻「正統」的中國流行歌曲。
所謂的「字正腔圓」只限於「國語」，而「小調風味」很少包含臺灣小調，而是「現已不幸淪落為匪區」的中國各地謠曲。
語言不同，風格也不同，對於美感的判斷標準自然不同。戰前與戰後的臺灣是同樣一塊土地，聽覺審美卻從1950年代開始斷裂，而且裂縫越發巨大。
從上海的周璇姚莉，到1950年代之後的香港葛蘭顧媚，或是台灣的張琪、冉肖玲、姚蘇蓉、甚至鄧麗君，歌唱美學可說一脈相承。
五零年代中期，上海或香港時代曲的翻版唱片在台灣大量製造與上市。那如果想要再買到純純「純正臺灣味」的唱腔呢？很抱歉，在國民政府沒收過去日本軍國主義的唱片時，臺語流行唱片也「因故」消失了大半。曾經在台灣熱賣數萬張的〈心酸酸〉、〈望春風〉，如今竟因為數量稀少又難尋，身價水漲船高，連帶更讓一般人無從接觸了。
六年級後段班的我，小學時念的是大安區臺大隔壁的學校，大家心底都有點兒瞧不起把「好熱」說成「好樂」的同學，能夠被老師叫去參加朗讀比賽，是最光榮的事情。那時的我相信，字正腔圓的國語是好的，聽古典音樂是高尚的，說臺語、或說臺灣國語都比較低等的，我要做一個堂堂正正的中國人。
到了今日，不要說台北蛋黃區的學校，就連中南部許多地方，會講出流利臺語、客語或原住民語的小學生，都值得頒獎鼓勵了。
語言的美，是需要一步步學習的。音樂的美，牽涉到的價值判斷，從來不是二元對立的好與壞，而音樂背後的文化品味更是需要吸納、鍛鍊、催化與養成。倘若無法被某種民俗音樂或某種電子音樂感動，或許不是這種聲音不夠好，而是我們沒有進入那個文化脈絡，無法跟著韻律而脈搏起伏，觸動心弦。
下一次，當你有機會聆聽戰前臺灣的聲音，記得，先喚醒你沉睡的耳朵。